高考改革與農村學生“絕緣”

　　朱四倍 （河南 教師）

　　有統(tǒng)計說，隨著自主招生高校不斷增多，自主招生名額在各高校招生計劃中所占比例也越來越大，通過自主招生考試跨入大學門檻的考生也在6年間翻了6番。全國有近2000所高校，其中15省區(qū)的高校實行了自主招生的高考改革，但是這個制度從執(zhí)行之初，傾向性就很明顯：其基本與農村學校無緣，與農村考生無緣。

　　“高考自主招生改革基本與農村學生無關”是一個怎樣的信息？又能給公眾和社會怎樣的信號？對于關注社會公平和教育機會均等的人們來說，這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。以復旦大學為例，2006年，該校自主招生錄取的298名學生，絕大多數(shù)來自上海市區(qū)各重點高中。而同樣進行自主招生的上海交通大學，當年錄取的300名幸運兒中，無一人不是城市重點高中學生。

　　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，“高考自主招生改革基本與農村學生無關”并不僅僅是個簡單的類比問題。其既是教育差距的表現(xiàn)，也是社會階層差距鴻溝的表征。從社會階層的角度而言，難以確證哪一個階層的子女更聰明、更具有努力的意愿并最終獲得成功。家庭背景的影響當然是直接而深刻的，但家庭背景并非孤立地發(fā)揮作用，它必然在特定的制度環(huán)境下被有意無意地放大或縮小。因此，“高考自主招生改革基本與農村學生無關”是特定制度的產物，其背后的教育不公和權利劣勢等因素明顯可見。結合本則新聞，筆者以為，“農村學生”似乎成了一種符號，承受著孤島的代價。種種跡象顯示，我們必須對長期以來被遮蔽的農村孩子命運進行理性觀照，對農村孩子無法享受公平教育資源和機會進行冷靜審視。

　　“高考自主招生改革基本與農村學生無關”還是教育機會不公和資源分配不均的折射�！按髮W里農村同學去哪了”的發(fā)問就是最好的說明。以集中了全國最優(yōu)質的高等教育資源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1999年的招生為例，兩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農村學生只有902人，僅為17.8%，與同年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近70%形成鮮明對比。兩校在北京招生的情況則顯示，在全中國8到9億農民中，能夠進入北大和清華的人數(shù)不及一個北京市。從一定程度上說，“高考自主招生改革基本與農村學生無關”既是前期社會不公平的結果，又是未來社會不公平程度加深的成因。

　　應該承認，在不同類型的國家，擁有更多經(jīng)濟資本、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優(yōu)勢階層子女在享受教育和接受高等教育上占有優(yōu)勢；而低社會階層的子女則處于劣勢，是一個基本現(xiàn)象。也正是如此，我們才認為，教育中的階層差距，是社會階層差距的表現(xiàn)。因此，“高考自主招生改革基本與農村學生無關”本身就隱藏著一種不公平。

　　事實上，僅有悲憫是不夠的，僅有個體的努力也是不足的，因為個體再努力，社會如果不能提供足夠的平等空間和機會，我們等待的結果就只能是“我奮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”！這是我們愿意看到的嗎？“高考自主招生改革基本與農村學生無關”仍是一個有待整個社會作出回答的課題。

　　(責任編輯：王曉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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